为什么在北京建都？
从战略上看，在华北平原上，北京西、北两面有内蒙古高原和燕山山脉作为天然屏障，东面有太行山作为屏障，向南200公里就是繁华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更重要的是，北京距中原政权的核心地区相当遥远，却又比北方的塞外民族更为“汉化”，这在汉武帝时期就决定了北京的军事地位——汉匈之战中，汉朝为了控制匈奴，必须确保西域道路的畅通，因此必须在燕山以南、长城以北的地区保持足够的军事力量；而同时，由于汉王朝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连年用兵，又在河北平原上经营了广布屯田、连成一线的军事设施，又使得北京的防御任务进一步复杂化——虽然这里常年驻军，但主要作用是监视匈奴，保卫西域的通路，平时还要防范中原政权的征伐，可谓负担沉重。
而在东汉末年，幽州的属国鲜卑屡次进犯中原，威胁洛阳，导致曹魏代汉时不得不遣使通好，吴蜀联军攻魏之时又要紧急援救，可见此时北京地区的防备压力之大。 及至隋唐，东北崛起的靺鞨族开始入侵中原，他们的行动常常由渤海国指挥。唐太宗李世民曾亲自出征，在辽西一带大破敌军；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期间更是亲率大军，直逼渤海国都城，迫使后者请降。不过尽管唐朝在中前期对东北的统治有着显著的军事意义，但从安史之乱后，河北、辽宁成为唐帝国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最后甚至引发了朱温篡唐，所以可以说正是由于东北的军事形势总让中原王朝如芒在背，才会导致后梁开国皇帝朱温不惜通过残暴的武力来镇压河北的义军，以绝后患。
及至宋代，宋辽对峙的局势使北方的边防压力陡增，本来在汉唐之际属于羁縻制度的东北地区部落酋长纷纷认汉称臣，宋朝则在双方边境地区大力部署重兵，频繁作战，一度收复燕云十六州中的蓟州（今天北京西南），然而却再也无法收回。 从地理上看，如果真要收复失地，至少也得是同时消灭辽国与女真势力，再经东北亚一路杀到西伯利亚，才能返回本土。这样的作战任务对于当时落后的冷兵器时代来说显然是超出人类能力范围的，所以也就只能维持一个“宗藩体制”下的均势，让东北继续保持着“半自治”的状态。
及至元朝建立，蒙古铁骑自然不会放过这一片肥沃的土地，于是除了岭北行省之外，又在今天的河北、辽宁等地设立了辽阳、宣德、大宁、兴和等多个行省，直接管理东北地区事务；与此同时，为了抵御日本海而来的鞑靼、波斯的蒙古藩王也不忘在北京附近囤积重兵，以便随时出击。 到了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元代的教训，一方面不再直接控制东北部落，改行“羁縻”制度，另一方面又开始修封建制，重新在北京附近驻军，同时从山西、陕西等地移民充实京郊以及辽东地区，积极发展生产，为抗击蒙古部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公元1395年，瓦剌部进攻漠南，明太祖命令辽东总兵朱雄前去抵御，在乌尔苏台河（今蒙古国布尔干河）一役中大败瓦剌军，从此蒙古骑兵再未能直接威胁北京的安全。